今年「香港書展」又因題材相就，海外友人亦會有公開活動，所以一班難得碰頭的老友，又會同聚在香港，是個約見的好機會，卻不知最後會否成事了。
有人發起，有人和應，若能搞成，當然是美事。建議的人腳，恒常在兩岸三地活動；即使同是身在香港的多位，也不常見面。所以同樣的人，今次之後，再要同聚，恐怕不易。
而且現今社會，大家想法分歧，聽過數十年的友誼也可在一朝決裂的，將來的事，誰說得準？就趁緣份仍在，盡量會得一次是一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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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6月21日 星期五
2019年6月20日 星期四
港漫加價？
網上看到消息，現在僅有的幾本香港模式薄裝漫畫中，會有加價，加幅甚至是由現在的 HK$20 加至 HK$28。
現今漫畫市場萎縮，利潤低，易結業，所以如一般商品那樣，基本上就是兩大方向可走：壓低成本，調低售價，薄利多銷，希望因為讀者數目有所提升，而令整體利潤增加；再不便是走精裝路線，提高質素，預了曲高和寡，但希望因每本書能獲得的利潤高了，整體可賺更多錢。
兩種路線，難言何者較佳，說到底，都是「成敗論英雄」，由結果反推選擇的好壞。
不過如性質論，流行讀物，就是應該流行，讀者量太低的話說不過去。有點像過海隧道的收費，可能兩個方向也可成功，但收得貴而用家少，車流稀疏，就算可獲得不錯的利潤，大家都不會認為成功。
記得當年「鄺氏」也用過類似的手法，市場上普遍港漫定售約 HK$13 時，有批新書定價 HK$10，而把常見的彩色印刷改成黑白印刷，成績也不驕人，不知會否被人用作借鑑？
現今漫畫市場萎縮，利潤低，易結業，所以如一般商品那樣，基本上就是兩大方向可走：壓低成本，調低售價，薄利多銷，希望因為讀者數目有所提升，而令整體利潤增加；再不便是走精裝路線，提高質素，預了曲高和寡，但希望因每本書能獲得的利潤高了，整體可賺更多錢。
兩種路線，難言何者較佳，說到底，都是「成敗論英雄」，由結果反推選擇的好壞。
不過如性質論，流行讀物，就是應該流行，讀者量太低的話說不過去。有點像過海隧道的收費，可能兩個方向也可成功，但收得貴而用家少，車流稀疏，就算可獲得不錯的利潤，大家都不會認為成功。
記得當年「鄺氏」也用過類似的手法，市場上普遍港漫定售約 HK$13 時，有批新書定價 HK$10，而把常見的彩色印刷改成黑白印刷，成績也不驕人，不知會否被人用作借鑑？
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
小說字數
老友給我一份舊稿新排的小說我看，差不多同時，又有一份作家新寫的；看看兩者，頁數相若，總字數卻有約一倍的差別！
當然，不能作家的寫作模式不同，有些段落很長，有些較頻密分段，這對整篇小說的空間感影響也不小，不過總的來說，新派的小說成書，比從前的需要較少的文字，算是個不爭的事實。
記得年輕時聽人說過，一本小說，字數需要約十萬字上下，那「上」和「下」，大概有兩成左右的空間，即有些書可能短至八萬字左右，也有的可能多達十二萬字。這大約便是昔年的主流。
現今看到新寫的一本，只約四萬餘字，只是比起當年的所謂下限標準，還少了一半。令到全本書的頁數得以維持，除了字體大少許、行距增少許外，也加插了不少跨頁的圖畫；章節甚多，但當中短小的不罕見，可能三兩版內容便算一章，而每章的章目又佔了一版───至少，有時視乎設計，可能是兩版。
兩種小說，拿在手上，翻開閱讀，是完全不同的感覺，即使不論書的內容本身。
當然，不能作家的寫作模式不同，有些段落很長，有些較頻密分段，這對整篇小說的空間感影響也不小，不過總的來說，新派的小說成書，比從前的需要較少的文字，算是個不爭的事實。
記得年輕時聽人說過，一本小說，字數需要約十萬字上下，那「上」和「下」，大概有兩成左右的空間，即有些書可能短至八萬字左右，也有的可能多達十二萬字。這大約便是昔年的主流。
現今看到新寫的一本，只約四萬餘字，只是比起當年的所謂下限標準，還少了一半。令到全本書的頁數得以維持，除了字體大少許、行距增少許外，也加插了不少跨頁的圖畫；章節甚多，但當中短小的不罕見，可能三兩版內容便算一章，而每章的章目又佔了一版───至少，有時視乎設計，可能是兩版。
兩種小說，拿在手上，翻開閱讀，是完全不同的感覺，即使不論書的內容本身。
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
信
舊同學在 Whatsapp 群組上論政事，有擦出火花，但還算是平和收場。知道大家都是因為珍惜許多年前已建立起的友誼，比一般更加克己；若是換了在其它地方或其它社交圈子，可能大家乾脆 Unfriend / Block / Blacklist 了便算。
政事並非不可論，但若雙方的分歧，如宗教事宜般，只可有「信」或「不信」之分時，便不可論，因為一方不能有客觀實證支持自己對，但也找不出同樣的實證支持對方不對，爭拗的話，也就只能永恒地爭拗而不會有結論，便不如不論。
有些事情，是明知雙方有不同看法，也是非有個綜合結論不可的，例如子女教育，便是一例。主要因為兒童成長只有一次，而大家也普遍認為，兒童接受教育也只宜一次過，不同的方法，選錯了便後悔莫及，所以兩夫婦即使明知談起來有爭拗，也還是要談。
其它大部份的情況，都不是非論不可的，也還是有人硬要爭辯直至所謂勝出方休───或勝出後兀自喋喋不休，徒然破壞了不少友誼，大可不必。
政事並非不可論，但若雙方的分歧，如宗教事宜般，只可有「信」或「不信」之分時，便不可論，因為一方不能有客觀實證支持自己對，但也找不出同樣的實證支持對方不對，爭拗的話，也就只能永恒地爭拗而不會有結論，便不如不論。
有些事情，是明知雙方有不同看法，也是非有個綜合結論不可的，例如子女教育，便是一例。主要因為兒童成長只有一次，而大家也普遍認為，兒童接受教育也只宜一次過，不同的方法，選錯了便後悔莫及，所以兩夫婦即使明知談起來有爭拗，也還是要談。
其它大部份的情況，都不是非論不可的，也還是有人硬要爭辯直至所謂勝出方休───或勝出後兀自喋喋不休，徒然破壞了不少友誼，大可不必。
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
記者在前線
香港出現多次大型活動，我們身在室內者，便是靠大眾傳媒記者在前線的報導。
記者在現場，不能宏觀掌握很大範圍的變動，而包括人手、時間等的資源有限，如何調配使用，很多時都是靠記者現場的判斷。香港的活動規模及危險性當然不及真的身陷戰爭之中的地方，不過記者在前線工作，也如戰地記者一樣，總有著受傷的風險。
在事故現場，混亂之中，誰是記者誰不是，未必一眼即可辨，是個問題，因為警方行動時容易波及記者，而另一方也易借助記者為肉盾，窒礙警方的的行動。我認為不論在場者是否有記者的身分，應有官方指定的衣著作標示。
因為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擁有記者身分，便抹殺他參與公眾活動的權利，便若容許一個人在活動之時，理應按照警方指揮的，卻可隨時身分一轉變成「中立者」，在避開警方的規管後又可搖身一變當回活動中的活躍一員，實在不妥。
記者在現場，不能宏觀掌握很大範圍的變動，而包括人手、時間等的資源有限，如何調配使用，很多時都是靠記者現場的判斷。香港的活動規模及危險性當然不及真的身陷戰爭之中的地方，不過記者在前線工作，也如戰地記者一樣，總有著受傷的風險。
在事故現場，混亂之中，誰是記者誰不是，未必一眼即可辨，是個問題，因為警方行動時容易波及記者，而另一方也易借助記者為肉盾，窒礙警方的的行動。我認為不論在場者是否有記者的身分，應有官方指定的衣著作標示。
因為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擁有記者身分，便抹殺他參與公眾活動的權利，便若容許一個人在活動之時，理應按照警方指揮的，卻可隨時身分一轉變成「中立者」，在避開警方的規管後又可搖身一變當回活動中的活躍一員，實在不妥。